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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事实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感染者数量和人口流动量有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在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控制人口流动是关键措施。因此,在剧烈人口流动背景之下,

  常态化、共享式的人口数据采集机制,精准快速地获取高质量、精细化的实时人口信息,可在疫情预警、精准防控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城乡规划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空间中的“人”是解决一切问题和落实各项规划的关键。构建社区维度常态化的人口数据采集机制,可及时有效地提供实时准确的人口数据,继而通过对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人口信息的分析处理与可视化,助力公共服务资源的精细化配置,改变传统的数据汇总和城市治理模式,在人员有序流动中支撑日常的治理服务工作。

  人口数据采集和可视化是疾病防控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区层面常态化的人口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及时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可视化分析人口出行轨迹数据,在较小的时空间尺度上为识别疫情、预防疫情提供实时动态信息,为居民提供相对安全的日常时空间行为规划,优化个人出行通勤、提高自我防控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流行病学调查,提高政府部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服务能力。

  事实上,从全国各地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人口流动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应用和人口信息引导下的社区防疫机制在防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收集、分析和可视化人口流动数据为此次战“疫”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合多源数据,及时发布流动人口在各级空间尺度的规模分布,推送特定时间节点的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动态模拟与预测疫情传播趋势,对疫情重点防控区域进行初步判断,为感染人群流动监测、感染风险预警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

  另一方面,社区是此次防疫中人口信息采集、传送和应用的重要力量。社区利用其“网格治理”模式,通过“网格员”联络各个网格内的家庭,实施居民时空流动轨迹信息登记,及时掌握居民的行动轨迹和健康状态,为各地精准疫情防控与应急服务调配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广大基层社区在防疫过程中形成的运行较为顺畅的工作流程,可为常态化社区人口信息采集奠定坚实的工作基础。

  目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普查仍是基本的人口数据采集途径,但由于人口普查往往间隔时间较长、数据时效性较弱,无法及时有效地掌握人口变动信息。而且,人口普查消耗人力、财力巨大,民众的调查配合度越来越低,“普查”逐渐丧失其普遍性。为应对日益增长的高质量人口数据需求,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利用行政登记数据进行常态化采集的发展趋势。

  同中国一样,美国人口普查也存在短表和长表,短表以核算人口数量为主要目的,采集信息较少,但普遍性较高,长表从出生、死亡、迁移、工作等多方面采集较为详细的人口信息,仅抽取六分之一的人口填写。从1996年开始,美国国家统计局启动“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计划,该计划以网上填写问卷的方式,每年对约300万个美国家庭进行月度人口数据采集,10年即可覆盖美国3000万个家庭,约占全美家庭数量的四分之一。从2010年开始,“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已经完全替代了长表数据,成为各级政府治理、商业活动开展的最主要人口数据基础。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通过国家人口统计系统(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System)来搜集人口出生、死亡的动态变化信息,国家税务局数据(Internal Revenue Service)通过比较前一年家庭报税地点(县或州)和当年家庭报税地点来推算国内的人口迁移,美国公民与移民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搜集国际移民数据,这些数据覆盖范围较广、披露程度较高,与人口普查数据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美国常态化人口数据采集系统。

  与美国类似,德国、波兰、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捷克、荷兰、比利时、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家也采用搜集行政登记和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北欧四国(挪威、芬兰、瑞典、丹麦)以及奥地利则已完全将行政等级数据统计化,统计局可以将不同部门的行政登记数据结合并汇总,实现每年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更新。法国采用“滚动式调查”的方式,而英国、爱尔兰和葡萄牙则依旧采用传统的人口普查来获取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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